媒体抓阄

今晚，偶然看了CCTV1的《新闻调查》，说的是湖北监利县降低农民赋税的故事。故事本身不是特别精彩，成就报道，一直是乏善可陈，况且监利县农民负担重的事情，去年吧，《南方周末》也报道过。我似看非看的跟着片子往下走，突然中间穿插的一个小故事吸引了我，让我着实领略了何谓“中国特色”。

监利县的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机构过多，政府人员臃肿，换句话说，就是干活的人少，拿钱的人多，农民需要除了交国家规定的农业税之外，还要交大量的乡、镇提留、统筹款，用以养活庞大的政府机构的人员--就是拿铁饭碗的人。

故事拆解到这个环节，回避不了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即如何精简政府工作人员。

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或者是《中国大历史》的人也许都知道，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上，有着正反两个向度的功能，正面的效应是保证了极权的顺利统治，底层人在“容忍的极限”（艾里•贝克，1995）下苟且偷生；负面的效应是庞大的官僚体系经常偏离中央的轨道，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怨沸腾，最终官逼民反，江山易色。

中国古代的皇帝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问题上的理解，从维护通知和皇权的角度看，不仅有道德上的自律，也有理性的自觉。所以，历代皇帝都对底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例如，明朝的开国元勋朱元璋，因为反腐倡廉，曾经将两广的贪官戮杀殆尽，不下九成。

因此，即便我愤青如摇滚，叛逆似青春期，也深明我党“稳定压倒一切”、“反腐倡廉”等政策之大义。因为我深知，这是我党统治的基础，动摇不得。需要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戴三个表讲。

关键是怎么做。

湖北监利县裁减政府冗员的手段，让我目瞪口呆，其中不乏“葫芦僧智判葫芦案”一般的智慧，也有对国人心态和国情的透彻理解和精到把握。让我佩服，外加胆寒。

一、

监利县有个镇的财政所，就是县财政局的下属机构，被省委两任书记点名批评过，冗员太多，小小一个乡财政所，居然有105人。

105人。几乎一个连的人。美国第一大报（发行量看）《今日美国》，华盛顿总部全部的编辑人员的数量（辜小进，2002年）。105人，按人均月工资收入500元计算，这个乡的农民，每年要拿出63万来养活他们。

财政所是当地收入最好，工资收入最稳定的部门。因此，进入财政所，也成为许多人的梦想。

因此，进入财政所的过程，也成为一种动用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进行角逐的过程。是角逐，自然有赢家。记者问，财政所的105人是怎么进去的时候，一个现在已经被精简下来的官员说，“30%到40%是原来的财政所职工子女顶替的，还有50%到60%是靠人情进来的”。记者紧接着追问了一句：“那启不是100%都有关系”？惊讶得一扶眼睛。

我觉得记者这个提问大可不必，首先，看《新闻调查》的人大多会算术，知道40%加60%等于100%，算术不好的人都在看《焦点访谈》呢；其次，自古中国的肥缺，从前的粮草道、盐政官，不久前的供电、邮电、银行，现在的电信、税务、财政，大多由庸才和裙带所把持。记者如果惊讶，实在是和我一样的少见多怪。

小小的一个镇财务所，养了105人，做甚？

这个财务所，有1个正所长，13个副所长。打麻将的话，可以开三桌，还有两个人端茶送水搞后勤。其他的工作人员就更不必说了，片中有人交代，在90年代前期，本来由3个人做的工作，后来就变成十几个人做了。

人多了，要吃饭，就需要他们下乡收缴各种苛捐杂税，乃至于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收款的依据，全凭嘴一张，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当然，这些下乡收税的人，也是欺软怕硬。“如果老实，就多收点，不老实的，就少收点”，从良的原财务所人说。

在监利的那个镇，进入财务所，其实是进入了国家机器，可以拥有吆三吓六的权利，可以腆着肚子下乡，抹着嘴巴回城。最重要的是，进入了财务所，就拥有了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所言的：合法伤害权。

实在厉害！

二、

改革的春风，玉门关即便度不了，地处两湖的监利县是肯定会吹到的。

监利县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被曝光之后，当地政府英明决断，锐意改革。首先就是裁员。

财务所的所长是此次裁员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列入精简名单的人，其它的人皆在有可能被精简的黑名单之中。

电视上出现这个所长的镜头多次，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好人，长得慈眉善目。所以我估计心肠也是颇软的，否则，也不会让一个小小的镇财务所挤进来105号人。

可是现在麻烦了，当初进来，杨柳依依，今日精简，雨雪霏霏。让谁走？怎么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精简的范围里，没有这个所长的名字，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个所长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甚至可以说，让这个所长名列精简名单之外，也许还是一个阴谋，是对这个所长智慧的极大考验。其风险要远大于名列精简名单之中。

首先，不在精简名单之列，事实上已经将这个所长放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了--凭什么你就要留任，老子我就要被开掉？

这还好办，大不了多费一些口舌。更重要的是，倘若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所长的仕途，你想想啊，所长现在工作重心就是要端掉一大群人的饭碗，犯众怒的事啊，肯定是一场枪林弹雨，难保底下人不闹。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人是100%有关系的，一闹的话，影响稳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不说，还有可能盘根错节地带来各种势力的反扑。小小一个所长，能挡住？

所以，在让谁走？怎么走等技术处理的难度之上，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阴影悬在这个所长的心中，就是如何确保被精简掉的人，不闹事。既顺利地完成了党交代的任务，又能够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甚至是能够官升一品。

三、

对财政所的每一个员工来说，这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这个时候，公平，这个被我们市场提及的字眼，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突然变得重要无比。

公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之一。但是，公平有不同的层面和等级。在解决财政所人员精简的问题上，各个层面的公平，都显现出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以我的智力，我能想到解决人员精简问题的办法就有两个层次。

首先，我排除了类似抓阄这样的可能性。抓阄，作为一个带有游戏色彩和孩童意味的公平方式，在处理这样慎重的几乎让人窒息的事件之中，显然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方案是按照财务所现有人员的工作成绩来决定谁去谁留。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能够确保精简后的财务所具有很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符合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游戏规则。

第二种方案是按照现行职务的大小来决定去留。在官僚体制之下，当官的，要比当兵的拥有更大的活动半径和活动能力，也便于维持财务所业已形成多年的秩序。

第一个方案维护的是能力的公平，西方比我们先进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这种公平方式，真正做到能力强的人，在社会上就理应享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阳光雨露。这个方案是要鼓励那些有德有才之人。

第二个方案维护的是现有职权、职务的公平，这些职权和职务在财务所，肯定不全是人的能力，也包括着这个人的关系网，裙带组成等等社会联系。所有这些社会联系的指向是既得利益，维护既得利益的前提是维护现有的等级秩序。所以我称之为秩序的公平。

两种方案都有合理性，第二种看似不好，是学院派所唾弃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此次改革的执行者--财务所唯一一个被合法留任的所长的角度来看，第二种方案可以保证改革不伤筋动骨，不出大的乱子。

四、

事实证明，我如果是那个所长，肯定会头破血流，警匪片常说的一句话一定会毫厘不差的应验在我身上--死得很难看。

我的两个方案，那个慈眉善目的所长都使用了。

首先用的是第二套方案，根据现有的职务留用人员。可是所里面当老百姓的人不干了，你所长被赦免不在精简之列也就罢了，凭什么那些组长、副组长就能够合法留用？

底下人闹起来，也是不好玩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平日里就受头上人气的，本来的社会关系就不如当官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工职的依赖程度和在意程度比当官的还要高。现在，当官的在关键时候还要釜底抽薪，还要空降，底下人岂能容忍？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向来会出现农民起义军，陈胜、吴广是因为大泽乡大雨耽误了行程要砍头，朱元璋是因为被人怀疑和起义军有一腿而带来的杀身之祸。现在财务所的空气和历史上的精彩时刻有写相似了。

所以第一种方案是行不通的。维护秩序的公平，或者是说维护官僚秩序的公平，尤其是底层管理秩序的公平，在现在中国，已经是不大可能了。这是一个进步。

那就用第二种维贤是举的方案吧。

这种方案听上去很美，按照个人的硬件条件和工作绩效来确定去留。所长制定的考核标准也是煞费苦心的：

1、工作年限

2、学历水平

3、现在职务

4、工作绩效

我是很佩服所长的这种设计的。肯定超过了我仅仅根据工作绩效来决定去留的设计。首先所长考虑到了工作年限，带有“老者尊”的特点，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次是学历水平，充分尊重人的知识水平，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等知识分子很拥护；再次是考虑到现有职务，和第一种方案的合理性因素遥相呼应，又避免了绝对化的毛病。

但是，最关键的，也是考核中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工作绩效，这是最能够体现第二种方案，能者上，庸者下的精神的指标，是精华所在。

不幸的是，第二种方案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甚至不如第一种方案。因为第一种方案尚且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支持，第二种方案却导致了骂声一片，财务所乌烟瘴气，四分五裂。

节目中说，第二种方案出台后，由于需要公开考核，办公室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人都在拉票，搞同盟，所长的门上被帖满了大字报、小字报。

没有能力的、工作绩效差的人，这个时候变本加厉地搞关系，组建小团体，忙得焦头烂额，对这个政策咬牙切齿。德才兼备之人，也就是理论上会被留用的人，看到一邦跳梁小丑在投机钻营，觉得凭借真本事，靠自身硬件条件和以往的工作绩效，想不被裁员，根本是天方夜谭。于是被逼着一边去搞钻营，搞关系，一边痛骂这个方案避良为娼。

于是，财务所里面仅剩的几个老老实实干活的人，也走进了染缸。

这说明，良好的出发点，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果，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件很容易做到、顺理成章的事情。

五、

第二条道路的失败，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因为我觉得第一种道路是旧体制的残余，是需要肃清的，第二种道路才是改革的方向。

而所长最终选择的方案，又从另外一面扇了我一个耳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困扰着105个人的事，这样一个令105个人上蹿下跳，使尽浑身解数的事，这样一个事关几十人的饭碗和生存的严肃的事情，尽然，用了一种令我目瞪口呆的方式轻松搞定--

抓阄！

这是出现在21世纪中国的一幕，这是出现在决不能算是封闭和守旧的湖北的一幕，这是在尝试着使用传统的和现代的方案都头破血流后的一幕。

抓阄！

记得前一段时间，因为北大学生需要通过抓阄决定听普京演讲，引起了钱跃和晏扬关于民主的一段争论，我上google敲进“抓阄”一查，居然发现了许多关于抓阄的新闻：

《研究生抓阄选“三好”奖金平分》

《家徒四壁学费难凑，双胞胎兄妹抓阄上大学》

《福利分房竟要抓阄》

《抓阄选专业引话题》

……

甚至还有一条更搞笑的：《姐妹恋上同一人 抓阄定姻缘》

从我们新闻的立场上看，这些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抓阄”本身的游戏色彩和孩童意味与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形成了巨大反差和冲突，于是才形成了新闻。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监利裁员”事件的政治性要素，都不具备这个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国民心态的穿透性。

六、

抓阄方案是前两种方案流产之后的产物。第一种方案，按照官本位的逻辑衍生出来的方案，在现实中国显然已经是碰到了相当的阻力，中国人对官员的权利具有天然的恐惧心，当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是不会去反抗的。但是，当这种权利涉及到自己的生存的时候，国人已经有了明显的讨说法的意识。国人容忍官僚体系“合法伤害”的底线已经大大上升。

第二种方案，从理论上说，是符合中国前进的方向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受到了比第一种方案更大阻力。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原则和规范，在现实中国的很多时候，很多领域，很多地方，是不可能执行的。至少在监利财务所裁员这件事情上，是行不通的。

我再次理想化一回，有没有中间道路？抓阄是不是中间道路？

如果我们承认抓阄在监利裁员事件中的巨大的合理性因素，那么我们会自然地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一是，中国目前的过渡阶段的复杂性是远远高过于我们的想象的。以至于我们的智力尚且无法设计出一套的公平体系，来裁决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包袱甩给了上帝，借助冥冥中的神秘力量，解决我们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困扰

二、抓阄，虽然不如第二种方案，就是维贤是举的方案那样科学，但是肯定要好过官本位的封建式的选择方式，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抗中国流传千年的潜规则（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一书中的关键词，意指有别与书面的、显形的规则之外的一些议事准则和生存方式，例如权钱交易、裙带关系等）。

《明史》中记载过一个注解上面第二个结论的故事：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职权上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职务上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孙丕扬，痛改前朝拿钱买官、靠关系跑官的办法，所用的办法就是抽签，孙丕扬称之为“掣签法”。

《明史》在评价时说到：“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

七、

故事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是一个德才兼备但是倒霉透顶的财务所员工，被淘汰了我会做何想？我会不会因为慨叹天道不公，小人当道而抓狂？

如果我是这个镇的镇长，知道被当成监利县改革重点的财务所用这种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裁员的时候，我会做何想？我会不会因为被我委以重任的财务所所长用这样荒诞的办法而龙颜震怒？

改革前的镇财务所有1个所长，13个副所长。《新闻调查》采访了一个未被上帝垂青的被精简的副所长。这个副所长仪表堂堂，35岁上下，说起话来逻辑缜密，观点明晰，而且还具有相当好的大局观念，从他下岗后从事的行当来看（下岗后，他在镇上办了一家音乐培训班），他还是一个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和修养的人，给人的印象相当好。从任何外部信息来看，这个副所长都是那种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干部。

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副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抓阄的做法毫无问罪之意，相反，却相当的平静冲淡。只是在他领记者去看他从前的办公室的时候，用手指轻轻画了一下堆满灰尘的桌面，似乎有一点惋惜。

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为他的心态。我不知道是该警醒，还是恐惧，当我到了他那样的年纪！

再说这个镇的镇长，当他听到财务所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去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映呢？

记者也采访了这个镇长，被当成改革典型的镇长，很自豪的说，当时他问了财务所所长，是不是大多数人赞成用抓阄的办法，如果大多数人赞成，那就做。

我善意地理解这个官员是在尊重民意，走群众路线。可惜的是，我对这些政府官员，尤其是这样的基层官员，从来就没有善意过。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他的话。

在上面我说过，所长除了在承受决定谁走谁留这个难题所带来的技术操作上的考验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危险在威胁他，这个危险就是，改革不成功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能乱。

同样的压力，镇长也在承受着，镇长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肯定更加深刻，因此，他在判断财务所解决去留问题的方案的时候，唯一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多数人赞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如果大多数人赞成，那么大多数人也就不会去闹，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结果。

镇长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核心是，不要出事。这也是中国许多基层官员普遍心态。

八、

我突然又想起了北大学生通过抓阄决定去普京演讲会人选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和“监利裁员事件”相比，丰富性和曲折性都差很多，简单的诉求北大的学生也在和一个乡干部一样处理问题，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除非说这种厌烦现世规则（例如北大以前这样的票都是内定的，是钦点的）而乞求原始公平的心态的普遍性。

我想说的是在北大抓阄事件后的一场争论。

12月5号，钱跃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谁听演讲抽签决定体现民主》，高唱：“采取这种简单和土气的办法，最能够体现民主、平等和机会均等”，12月7号，同样在《南方都市报》，晏扬撰文《听普京演讲：抓阄也是民主吗》，和钱跃掐了起来，晏扬认为：抓阄只是一种方法，别把它上升到民主的境界。

12月12日，我在人民网上又看到了一个和稀泥的，写了一个《北大学生朝了一次木兰山》，标题我不懂，文章我看懂了，是拉偏架的，向着钱跃，这位先生说：“愚以为，抓阄不是民主，然而在独特的某个环境、某段时间，不得已的抓阄，比那些由少数人“内定”的民主“民主”多了。”

这些能在报纸上写言论的大家，水平自然比我高，如果他们也能看到这一期《新闻调查》，对抓阄之前所经历的或是封建的，或是现代的，或是极权的，或是科学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有一些了解的话，就应该知道，真正应该探讨的不是北大学生该不该抓阄，或是抓阄是对还是错，真正应该探讨的是为什么会在高到北大，低到监利某镇的某财务所的场合里面都会用抓阄这样的形式来决定去留。

当国人已经在许多场合、许多领域、许多地域将裁决权、主动权交给上帝的时候，交给由信纸、练习本纸、公文纸、手纸攒成的大大小小的纸团的时候，是不是反映出来一点我不想说的国情和一些我不想说的国人心态？

当我们在探讨媒体的管理机制和分配机制的时候，是不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在采取一种变相的抓阄的方式？

当我们在现代媒体管理之中，披荆斩棘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会不会良好的愿望和出发点却导致了众叛亲离的悲惨境遇？

出路何在？

呜呼哀哉，今夜无眠！

张锐 2002年12月29日凌晨

补记：

这个财政所经过抓阄，将人员由105人，锐减到32人，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监利县此次共裁员8000多人，干部轮岗3000多人。

每年减少农民负担3000多万。

2002-12-29